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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琐忆的散文

实用范文

  童年,斑驳的时光,记忆中的碎片,一片片,镶嵌在岁月的相框里。

  ——题记

  一、捉特务仿真演习

  读小学时,我们学校搞的一次捉特务仿真演习,令我终生难忘。

 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。我们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了军训――其实就是队列训练,是本校的老师负责操练的。白天进行军训,晚上搞其他活动,比如篝火晚会,故事会,看电影等等,形式多样,内容丰富。

  到军训的最后一天,傍晚时分,我们正在集会拉歌,突然,大队民兵营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,他神色紧张地跟校长耳语了几句,然后校长就对我们说:“刚才接到上级一个紧急电话,说今天下午,有个特务从某监狱逃了出来,有可能到了我们村附近的山岗。现在大队民兵营已经分头出发去搜捕了,民兵营长希望我们配合一下这次活动。高年级的同学跟着老师去山岗搜查,中年级的同学跟老师到村后的路口把守,不要给特务逃走。现在,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,同学们,你们怕不怕?”

  “不怕。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  “好,同学们很勇敢,值得表扬。如果有哪个同学身体不舒服,或者确实害怕的,可以跟老师请假。”

  我当时很紧张,有点害怕,但想起电影里的小兵张嘎等小英雄那么勇敢,我就不怕了。而且当时我是副班长(军训时叫副排长),我不能打退堂鼓,不能比一般的同学落后。结果全部参加军训的学生,只有我们班一个男生说肚子疼,请了假。(说来也巧,后来这男生竟然当了兵,不久,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,他就马上退伍回家。)

  校长做了动员后,我们就分头行动。之前我们已经训练过夜行军,知道了传口令等行军常识。

  我们排负责到村后把守路口。我们悄悄来到村后一个小山岗下的坡地上,那里有个三岔路口,我们分三个小组在三面埋伏了下来。老师叫我带一个小组埋伏在路边的田地里。那里杂草丛生,荆棘一片,我们顾不得那么多,趴下身子,就伏在那里。

  那天晚上有一点月光,但不明朗,朦朦胧胧的,附近的山岗、树林、田地像是罩上了一件洁白的轻纱。宁静的夏夜,星光点点,只有虫儿在不知疲倦地吟唱,紧张的我们此刻没有心情去欣赏野外美丽的夜景。

  我们伏在那里,盯着路口,一点也不敢放松。我的心情有点矛盾,既盼望有特务从这里经过,好让我们抓获他而立功受奖,又害怕万一真有特务出现时,我们打不过他,听说那特务身材高大。

  我们就这样潜伏着,等待着。

  突然听到附近发出一阵悉悉簌簌的声音,旁边的阿娇带点哭腔对我说:“排长,好像有蛇爬过来,我好害怕,怎么办?”

  我强做镇定地说:“嘘。不要怕,别动就行了。”

  阿娇不出声了,万籁俱静之中听到她紧张的呼吸声。一会儿,悉悉簌簌的声音往别处去了,我喘了一大口气,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都在冒汗,浑身湿透了。

  不一会儿,远远看见有一个人向这边走来,旁边的一个男同学说:“会不会是特务?”

  我刚刚稍微平复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,心跳骤然加快,我叫队员们握紧了手中的红缨枪。

  “好像是个女的。”阿娇小声说。

  等那人差不多到我们跟前时,我们几个人同时跳了出来,我问:“口令?”

  对方说:“团结。回令?”

  “紧张。”口令和回令都正确。来人是个女的,她回答得很淡定,一点也不紧张,紧张的是我们。

  原来她是教高年级的一位女老师,来通知我们到山坳的草坪集合。

  这时,山坳那边传来阵阵欢呼声。“捉到特务了!”

  我们一起跑上山坳,见到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围着一个“人”,在那里大声议论。

  一个大哥哥说“刚才,我发现那里有个人,悄悄绕到他后面,扑了过去,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。”

  “哇,你真勇敢!”几个学姐赞叹说。

  “怎么?是假的?”我满腹疑问。

  “是啊。原来这次是一次演习。”一个学长说。

  “哦。”我觉有有点遗憾,如果是真的,该多好?

  这时,校长集合所有师生,做了简单的总结:这次是一次演习,大家做得非常好,很有纪律,很勇敢,他表扬了突出的同学,接着他指出以后要注意的事项。大家非常兴奋,在回家的路上议论纷纷,都说这演习太逼真、太刺激,太好玩了。

  阿娇一声不吭,很久以后我才知道,她当时因为紧张、害怕,尿湿了裤子。

  二、六一节上台表演《沙家浜》

  我读小学时期正是“八个样板戏”最鼎盛的时期。广播里,每天都播放八个样板戏的曲目。《白毛女》中的《北风吹》《扎红头绳》,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唱的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,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小常宝唱的“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”那段,《沙家浜》里阿庆嫂跟胡传魁的《智斗》,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《娘子军军歌》等等,这些曲目我听得滚瓜烂熟,可以随口唱出。

  六一儿童节前夕,各学校要挑选节目到公社进行文艺汇演。我读五年级那年,学校叫我跟一个男生表演《沙家浜》里沙奶奶与郭建光对唱的《军民鱼水情》。开始我不大愿意演沙奶奶,觉得这个角色太老了,人又不漂亮,扮相不好,演阿庆嫂还差不多。但老师说这是学校安排的,如果我不演,就换人。我看到跟我搭档的男生比我高一个头,人长得帅,想到毕竟有机会到公社演出还是挺有面子的,我说,算了,还是我演吧。

  老师带着我们排练,大家都很认真,因为是代表学校去参赛,不敢马虎。到演出前一天,老师叫我找演出服装。我找了父亲以前穿的中山装给演郭建光的男生,虽然服装稍大一点,但他束着腰带,勉强还过得去。而我要找“沙奶奶”的衣服就不好找了,因为我那时才11岁,个子不高,没有那个老太婆是这么矮小的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,就用了我奶奶的大襟黑布上衣,配上我母亲的黑裤和蓝色围裙。衣服穿在身上,松垮垮的。因为母亲的裤子太长,裤头太宽,我只好把裤束到腰之上,并临时用扣针两边扣着。

  那时没有录音机什么的,只能清唱。刚开始表演时,我和“郭建光”配合得很好,无论是演唱,还是表情动作,一切都很和谐。唱到后半段的时候,不知什么原因我裤子一边的扣针松脱了,眼看着我的裤子就要往下掉,我急得满头大汗。如果在台上表演时掉裤子,那该多丟人啊,我怎么也不能出这个丑。我急中生智,连忙用手叉着腰,以此来撑着裤头。

  于是我就一手叉腰,就这样唱着,一直唱到“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,一觉睡到日西邪……到那时身强力壮跨战马”,本来唱到这里,我的动作是双手伸展张开来结束我的唱段的,但因我要用一手来叉腰,只能用另一只手做挥手动作,但做得也挺洒脱大方,连“郭建光”都没有察觉我做错动作。

  演出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二等奖,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。之后有一段时间,同学见了我都叫我做“沙奶奶”,弄得我怪难为情的,只是我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当时我的裤松了。

  三、割资本主义尾巴
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物质匮乏的时期。当时在农村盛行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之风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每户只能种一棵树、一棵果,种菜只能在集体分的自留地里种,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就要砍掉,或者没收,养殖方面也有数量限制。这叫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。

  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,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。自然常识课上,老师教了我们植物嫁接的知识。我感到新奇、有趣,很想试一试。春天,我在打柴的时候,留意到村后某个小山岗里有个山坳,山坳里有快小平地,很适合种植。那里很少人去,用来做实验地最合适不过。我和小伙伴阿莲商量后,偷偷在那里开垦出一小畦菜地,种上了南瓜、黄瓜、辣椒、茄子等植物,还有龙眼、黄皮树等等。每天放学后,我们瞒过家人,借打柴、浇菜之机偷偷都去伺弄这些庄稼。庄稼在一天天在生长,我们的快乐也在一天天成长。

  到了初夏,蔬菜、果树长势喜人,绿油油的一片,我们越看越开心,想到不久就可以试验植物嫁接了,我和阿莲兴奋不已。

  “把黄瓜秧嫁接到南瓜树上,你说,黄瓜会不会大一点?”阿莲对植物嫁接也充满好奇,与我臭味相投。

  我说:“我问过老师,他说是可以的。”

  “把黄皮树嫁接到龙眼树上,黄皮会不会甜一点呢?”她眨巴着亮晶晶的双眼,又问。

  “我不知道,这个我没有问过老师。”我说,“希望如此吧。我们嫁接之后不就知道了吗?”

  阿莲点了点头说:“那也是。”

  “我希望将来做一个农科人员,让人们种的瓜果又多又大,吃都吃不完。”我说。(我实在太想吃瓜果了。)

  “我想做个科学家,或者医生。”阿莲说。

  我和阿莲在畅谈理想,憧憬着未来。

  当我们着手准备嫁接植物的时候,我们的菜地被人发现了。

  一个夏日的下午,炎热的天气,一丝风也没有,连狗也懒得走动,躲在树下喘息。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说,即将有暴风来临。然而,暴风雨还没到,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工作人员却先到了----村里要割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学校也不例外,他们割尾巴割到我们的试验地来。

  当时我不在场,是事后阿莲告诉我的。

  当我赶到实验地时,已经是暴风雨过后了。菜地里,庄稼连根铲起,有的庄稼断成几截,散落在垄上;有的庄稼被雨水冲到垄下,和泥土混在一起,一片狼藉。

  雨后的天空,夕阳西沉,残红如血。看到菜地被铲平,我心如刀割。坐在地边,我哭了很久。我想不明白,为什么每户只能种一棵树、一棵果?为什么我们种点菜搞实验都算是资本主义尾巴?庄稼不是动物,哪来什么尾巴?没有人给我解释。

  童年一次充满期待的试验就这样夭折了,一个想当农科人员的梦想就这样生生被割掉。

  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期,我的童年时代虽然过得清苦,但也有它的乐趣。童年的经历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,它带给我勇气,带给我快乐,带给我思考。

  岁月的长河汩汩而流,沉淀下来的,都是宝贝。比如童年的记忆,像七彩的贝壳,绚丽夺目,闪闪发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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